当下，可控核聚变、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脑机接口、合成生物和细胞及基因治疗等前沿科技创新叠加涌现，产业化和商业化大潮临近，刘乾坤将其定义为“文明级创新”——颠覆人类自身定义、文明等级意义的系列创新。在他看来，这一系列创新的革命性和颠覆性远超历史上任何一次文明变革。
面对这一系列“文明级创新”，社会各界仍极度缺乏共识——内涵和外延；其颠覆性和意义，更缺乏哲学和伦理的严肃讨论。作为梧桐树资本董事长、创始合伙人，刘乾坤提出这个概念的同时，也正带领梧桐树资本躬身入局，通过真金白银投资推动和支持这些文明级创新加速到来。他也希望通过投资实践，加深对“文明级创新”的认知，也希望能推动行业和社会的共识，以及严肃的讨论。
与此同时，创投行业正面临一场“大考”——基金集中到期伴随IPO节奏放缓。近年美元基金与人民币基金的分野，也让中国诸多双币基金管理人募资压力倍增。诸多机构通过架构调整，来重新定位人民币与美元基金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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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乾坤认为，这是一场史诗级的“大分流”：与半导体等产业类似，中国范式的创投体系和创投模式，也正在形成。不论对错，无论是否喜欢，从业者都必须认清这种趋势。如果专注于国内市场，那么，重心就必然要放在人民币基金的投资管理上。这家机构在2013年成立之初，就将“直投+并购+母基金”等综合策略作为机构的运营方向。截至目前，梧桐树资本综合管理规模超22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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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家民营投资机构，梧桐树资本是参与管理政府引导基金的第一波市场化机构。刘乾坤告诉记者，早在2015年，其即管理天津十多亿元的首只母基金，目前，梧桐树资本共管理四只母基金。
在与政府投资基金的十余年互动中，刘乾坤总结出一套与政府打交道的“三原则”，包括：“亲清”原则，绝不能为了拿资金就用非法或不正当手段开路；主动拥抱诉求，主动服务地方需求，坚持专业化，用专业能力帮政府解决实际问题。
在刘乾坤看来，在国际大环境动荡之下，金融从业者和实体企业家均面临艰巨挑战，必须穿越多变的市场周期，才能有机会在牌桌上重构中国创投体系和传统故事。而“精投、慎投、重投”，遇到好项目持续加码，则是梧桐树资本在多变周期下取得不菲投资业绩的关键。
中美投资领域 “大分流”
21世纪：在中国创投圈，一些美元资本陆续退出，同时部分投资机构启用中文名。你如何看待这一变化？对于中国一级市场投资机构来说，这是机会还是挑战？
刘乾坤：这些调整背后反映的是中美投资领域的“大分流”趋势。这正是时代规律的体现。近十年来，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创投生态发生了深刻变化。现在很难评判中国式创投的成败，但明显能看到，从运作模式到生态体系都和美元创投产生巨大差异。过去美资机构靠着币种优势，投1000万元人民币就能撬动7000万元的资源，规模和管理费都占尽便宜，现在本土机构迎来新机会，但也面临史无前例地募资难、投资难和退出难的问题。
中国资本市场，包括创投市场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基础规则尚未完全建立。一方面，科技创新仍缺乏持续的资本驱动，国内创新投资规模近年呈萎缩态势；另一方面，民营市场化机构生存空间被挤压。在此环境下，实体企业家和金融从业者必须穿越多变的市场周期，才能有机会在牌桌上重构中国的创投体系和传统故事。
21世纪：作为一家独立的本土民营机构，在这个环境下生存下来，你觉得做对了什么？
刘乾坤：2012年前，国内主流投资机构大多依赖国资或美元，真正独立的本土纯民营知名机构很少。我们在设立梧桐树资本之初有个志向：要做不依附于任何机构的本土独立品牌。别人创业大多背靠大树，我们认为依附他人的模式走不远，不如从头到尾自己干——希望打造一个能跨越周期的本土顶级创投机构，像红杉资本那样历经三四十年依然长青。所以起名“梧桐树”，暗含“向阳而生、登高而鸣”的寓意，也算创业时留的一点情怀。
回头看我们做自主品牌的十几年，算是选对了方向、踩稳了战略，没在大赛道上栽过跟头，这才活了下来。创业这事就得活着跨越2到4个产业周期、金融周期，才有机会做出真正能扛住时间考验的本土品牌。
直投+并购+母基金并驾齐驱
21世纪：近两年一级市场面临较大的退出压力，投资的挑战也相对更大。你们是怎么构建投资体系的？
刘乾坤：随着IPO节奏的调整，一级市场退出压力的确比较大，目前不少基金退出已经进行延期。
我们的投资体系相对多元，不局限于某一个领域，而是构建了“三驾马车”——直投、并购、母基金。这也使得退出压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
我们认为，中国能穿越周期的创投机构有两种，一种是“小而美”，另一种是“集群化”，也就是“大而强”。我们立足于做“大而强”，目前公司管理规模约200亿元，其中，直投、并购实际落地资金七八十亿元。
过去十几年间，我们主要是搭建业务框架、奠定未来发展的基础。创投行业的品牌沉淀需要至少一个基金周期来验证，我们现在只是建立了一定的市场认知和品牌基础，这是我们未来发展战略的一个序幕。这个序幕，只是明确未来发展的方向：四个重视——重视行业研究，重视拥抱国资，重视集群式发展，重视拥抱产业。
21世纪：具体看三大业务模式，跟其他机构相比，都有哪些不同打法？
刘乾坤：直投方面，我们的业务模式相对多样，既有联合上市公司合作的项目，也有其他类型的投资。创投行业没有固定套路，没法用一种模式打天下，我们只能先规划好大方向和商业模式，然后在实践中因时而变。
我们几只产业基金几乎都是与行业“领头羊”深度合作。我们的投资风格是：精投、慎投、重投，遇到好项目就持续加码；并且一直坚持“专业、专注、细分”的投资理念，即聚焦特定产业赛道，组建专业化投资团队，通过深度行业研究挖掘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在垂直领域建立完整的产业认知体系和资源网络，实现从项目筛选、投后管理到产业赋能的全程深耕。
目前，我们投资的尚未退出的项目中，单笔投资超3亿元的有两个——仍处早期融资阶段的拓米双都、和已发展成熟的中科海钠。其中，中科海钠我们投了三轮，拓米双都分两笔进行投资。我们围绕“投早、投小、投科技”布局了一系列有高成长潜力的项目，如华芯程、星科新材料等，尽管处于早期投资阶段充满不确定性，但团队核心成员均来自顶尖科研院所，具备研发实力，有望在各自领域打破国外垄断，实现国产替代。
并购业务方面，我们从2013年梧桐树资本建立伊始即设立并购基金。当年金融市场比较活跃，并购市场存在巨大机会，我们创始团队中也有资深投行背景的合伙人。因此，从建立之初，我们就把并购作为重要一环。
我们做并购往往通过MBO（管理者收购）或控股式收购方式收购创始企业，已经完成并退出的企业包括楚天龙（003040.SZ）。我们并购的行业跨度不大，主要围绕材料、半导体、新能源和先进制造这四个直投方向开展业务，边界感非常清晰。我们会在大方向里持续深耕，跟着行业变化找能填补空白的创新项目。
相较于直投和并购，我们在母基金方面起步略晚。2015年，我们在天津正式管理首只母基金，规模十多亿元。目前，我们管理的母基金共有四只——天津两只、山西和铜陵各有一只。
与政府投资基金打交道需把握三大原则
21世纪：梧桐树资本从2015年开始与政府合作管理母基金。你们是怎么拿下政府引导基金合作机会的？
刘乾坤：当年做母基金时，专业的市场化人才匮乏，并非优中选优。我们是第一波参与管理政府引导基金和市场化母基金的市场化机构。之所以能抓住机会，是因为当时管理母基金的管理费和收益都很低，大机构不愿参与，反而给了我们刚成立的机构入场空间。
还有一个关键是我们作为人民币机构，从市场战略出发主动亲近资本。我们认为，要做本土品牌需要亲近市场、拥抱市场，这也是我们十几年前就坚持的方向。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平衡政府的特殊需求，但核心始终是用专业能力做创投服务。归根到底我们是服务型机构，不是重资产机构。我们需要服务两头，一头服务资金端，一头服务科技创新企业或者创业家，适用于实用主义的打法。
现在看来，这套以服务为基石的模式得到很多认可，不少地方政府都信任我们，其中给我们的出资额超过10亿元的政府超过三地。很多以美元为主的机构不愿跟地方政府打交道，结果错过了后来地方政府成为出资主力军的时代。
这些年地方政府的偏好没有发生过特别大的位移，大部分地方国资的资金主要是为地方发展、产业发展服务，而不是单纯盈利，只有少量资金会追求财务回报。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现在。这几年市场化资金萎缩，地方政府投资占比显得更高了，但其偏好和调性始终不变。
21世纪：与政府投资基金打交道，有什么技巧？
刘乾坤：与政府投资基金、国资机构打交道这么多年，我觉得关键要把握几点：首先是“亲清”原则，作为提供专业服务者，绝不能为了拿资金就用非法或不正当手段开路；其次是主动拥抱诉求，需要主动服务地方需求，但这不代表盲从，而是要用专业能力帮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再就是坚持专业化，这是服务的关键。基于做到以上几点，梧桐树资本去年也是唯一一家获得国家转型基金优秀管理人奖的民营投资机构。
当然，重视国资不代表忽略市场化机构。例如，我们20亿元规模的“新材料”基金，地方出资占50%，剩下的50%既有市场化资金也有国家大基金；山西母基金七成是地方国资，但坚持市场化投资；铜陵母基金70%是地方国资、30%左右是纯市场化资金。每只基金结构不同，但核心是“两手都要硬”，服务地方国资和服务市场化LP得保持同样的专业心态，不能厚此薄彼。
地方政府正处于退出阶段，现在资金减少且监管更规范。需要肯定的是，中国创投这些年的繁荣，地方政府在投资体系里一直是重要力量，功不可没，但眼下其他类型资本的比重有待提升。
“文明级创新”仍缺乏社会各界的共识推动
21世纪：投早投小投科技，这不仅是监管对于私募股权投资的鼓励方向，也是行业的主流方向。如何看待科技创新，以及与之相伴的产业升级？
刘乾坤：科技创新能够从根本上提升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做大经济蛋糕。随着社会整体福祉提高，最终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
中国经济能从人均GDP1万美元提升到1.3万美元，关键就在于产业升级。试想，如果没有十几年前芯片技术的突破，没有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尤其是电子PCS等关键部件实现低价量产，推动新能源汽车普及，中国经济很可能陷入悲观境地。反观阿根廷、巴西，还有六七十年代比中国富有的印度，正是因为缺乏大规模产业升级，最终带来了低水平竞争。
当下，可控核聚变、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脑机接口等文明级创新，其革命性远超工业时代的蒸汽机和电器发明——比如，仿真手的突破、脑机接口技术的发展，正在颠覆“人”与“地球文明”的定义。这些文明级创新，或许正预示着我们向更高层次文明迈进的潜在路径。
俄国天体物理学家尼古拉·卡尔达肖夫提出的宇宙文明等级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视角来审视这些“文明级创新”的意义。他认为，宇宙中的文明可以根据其掌握的能源控制能力进行分级，从I型行星文明到III型星系文明，每一级都代表着对能源掌控能力的巨大飞跃。
将文明级创新与卡尔达肖夫的宇宙文明等级理论相结合，我们可以看到，可控核聚变技术的发展可能标志着人类从成熟的I型文明迈向Ⅱ型文明，它使我们能够更高效地利用能源，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文明级创新具有革命性、集群性和快速进化三大特点，它们不是单一技术的突破，而是一系列前沿技术的集群式涌现，彼此勾连、相互影响，在人工智能赋能下展现出惊人的迭代能力。这些创新正在深刻改变人类对"意识"和"智能"的传统认知，引发关于人类与硅基生物共存的哲学和社会伦理思考，脑机接口技术更是颠覆了人类的感知模式，这些技术不仅将深刻改变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还可能推动我们在认知、伦理和社会结构等方面实现全面的进步。
然而，尽管这类创新具有巨大的潜力和革命性，但它们仍缺乏社会各界的共识推动，目前更多是由非行业从业者甚至民间爱好者在关注。就像当年半导体产业需要国家层面统筹规划、凝聚社会共识来推进一样，这些文明级创新也需要站在更高维度去认知与推动，才能真正释放其改变产业格局的潜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技术诞生之初，人们容易轻视这种商业化的巨大推动力。这类工业技术的产业化加速度远超其他领域，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的赋能下，各板块发展速度会非常快。
以核聚变为例，尽管无法断言十年内就能商用，但无论是十年还是二十年，放在文明史尺度上不过弹指之间，而这期间的变化足以颠覆认知。人形机器人领域同样如此，如今等身机器人成本已大幅降低，我们投资的企业已实现类似五六岁孩童的运动控制能力，技术进化速度肉眼可见。就像十年前的移动互联网，当初人们或许也曾质疑，但商业化进程一旦启动，其发展速度便会突破想象。
我们一边专注手头的工作，一边将其视为实践——作为创新机构，我们的目标就是推动科技创新向善向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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